凄风苦雨二十年 (六)——木樨地路祭

徐珏

2007年6月2日，那天正好有日本产经新闻社中国总局特派员矢板名夫来我家采访。矢板是一位年龄约35岁左右的精明的小伙子，讲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，谈吐举止很有素养，为人诚恳热情。一见面，就像见到儿子似的，我自然愿意把憋在心里的话向他倾诉。我们谈了约两个小时，主要谈我们在“六四”中寻找儿子的经过。正好在这时，丁子霖给我来电话，告诉我明晚有一位难属不能同我们去木樨地，派出所告诉她，“六四”这几天，不许她出门。我对矢板说：中国特色就是不讲理，不让你出门，就得呆在家里，不需要理由。丁老师和我约好，3日晚上10点，去到木樨地复兴门外大街29楼前地铁站旁边，为当年在木樨地遇难的同胞祭奠。矢板知道情况后，怕我受到阻拦，提出3日晚上9点，同我一起去木樨地。为了保护我，决定租车送我去，我很感激小伙子的这位真挚感情。

第二天晚上9点，矢板来了，带了一盒西洋参，一束浅黄色鲜花。我们用报纸包好鲜花，避开永金里正大门，从新灰楼前绕出，一起走到定慧桥十字路口，要了一辆出租车，直达木樨地桥头。一到那里，我心潮翻滚，十八年前这桥头有多少男女青年倒在血泊中啊！我自然也想到当年我身穿白色连衣裙、骑着前筐里卧着小白猫的自行车经过这大屠杀的桥头，小白猫发出那凄惨的叫声……。如今，十八年过去了，我的儿啊！我们一起来给你祭奠了。

我边思念，边往29号楼走去，直到木樨地地铁口。我见到了丁子霖和蒋培坤夫妇，就汇集到了一起。我向丁子霖简明地介绍了矢板先生，她本以为是我的亲戚呢。这时，已快10点40分了，难友马雪芹也来了，她手里捧着一束鲜花，看起来精神憔悴。问她怎么了？她说心情不好，心绞痛又犯了。她是强撑着身子来和我们一起祭奠的，丁老师怕她顶不住，劝她回家。我们就在这里匆匆忙忙与她合了一个影，由她同来的亲戚开车送回家了。

时间已经到了11点10分左右，这是当年戒严部队开枪的时候。我们在29楼前绿地前边的人行道上，摆好了烛台、三束素色鲜花、还有孩子爱吃的樱桃、点心，然后恭恭敬敬地放上孩子蒋捷连、吴向东的照片，又点上了白色的蜡烛，粉色的火光随着微风飘荡……。这时，我们都已泣不成声，这是十八年来第一次啊！我和丁老师互相拥抱着，是痛，是恨，是爱，还是悔，甜、酸、苦、辣，全都交织在一起。我们没有多余的话语，只是极力压制着自己的感情，尽情地吞咽着自己的泪水。

晚上11点25分，我们吹灭了蜡烛，收拾干净一切祭物。我们默默地离开了这片让人留连忘返而又伤心欲绝的地方。这毕竟是第一次公开的祭奠啊！

第二年，“六四”第十九周年6月3>日晚11点以前．我们受袁可志、李雪文夫妇的委托，携带上他们爱子袁力的照片，再次来到阜外大街木樨地29楼前，与杜东旭先生夫妇、丁、蒋老师一起集体祭奠所有在木樨地及周边地区倒下的遇难者。此次祭奠有众多的境外记者在场，为了祭奠得以顺利进行，我们仍坚持默默悼念，没有在现场接受任何记者采访，也没有发表公开讲话，一切均在无声中——除了低咽的哭泣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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